中国领导人后代苏联留学知多少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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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授予苏联红军中尉时的毛岸英

1948年9月,前来苏联留学的谢绍明等一批青年学生,因暂时不能进入莫斯科就读,曾在伊万诺沃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当他们进入国际儿童院的大门,眼前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痛苦不堪。

操场上,有不少七八岁的、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在追逐打闹。当谢绍明等用中文问候“你好,你叫什么?”时,孩子乌黑的瞳孔中顿时出现困惑的神情。他们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。

年轻人们发现,这些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尽管在体貌上和自己别无两样,但是在思维习惯、生活方式方面,已经和苏联人完全相同了。他们讲得一口地道的俄语,却几乎完全不懂汉语。他们对身边的一切了如指掌,却对自己的祖国一无所知。

随着中国教员的相继离开,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失去了接触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,关于祖国的一切,在他们日新月异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。

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:这些孩子的父母,毅然投入艰难险恶的革命事业,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一个强盛的祖国;而如今,他们自己的子女却失去了对故土的记忆。

1950年3月,年轻的留学生们由谢绍明执笔,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:

“大革命失败以后,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。他们有的已经回国,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。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。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,生活条件艰苦,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。这些孩子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,对祖国也不了解。现在祖国已经解放,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。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,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一定基础后,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。”

1950年8月30日,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。

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,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、帽子,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,里面装满了书籍和玩具。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。

汽车徐徐开动了。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。他们看到,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,双肩耸动;他们看到,小伙伴们追着汽车,奔跑、跌倒……。他们睁大双眼,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,可是视线模糊了;他们张大嘴巴,想最后呼唤一声亲爱的伙伴,可是喉咙哽咽了……

再见了,这片养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!

再见了,这些在患难时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!

再见了,我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!

再见了,我的第二故乡!

回家的路是漫长的。

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。

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,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、凋敝落后的人民、各种各样“古怪”的民风民俗。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,竟有那么大的反差。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,那感觉就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。

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,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“闯三关”的过程。

首先是家庭关。

侯果力:

“列车到了北京。在站台上,我们站成一排,家长们也站成一排。先念学生的名字,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。然后念家长的名字。两个出列的人,就这样对上了号,就这样相认了。现在想起来,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,非常可笑。”

有很多孩子,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,一出生就成为“多余的人”,被送到儿童院抚养,因此对生身父母没有任何印象。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,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。如今,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,或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,即便血缘在召唤,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。行为方式、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,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。所有这些,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,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。

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,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:院长就是父亲,女教师就是母亲,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,都是兄弟姐妹,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。如今,一下子要他们“背叛”自己的大家,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,孩子们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。

其次是语言关。

这些孩子出生、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,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,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,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的地地道道的“外国人”。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,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,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。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,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,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。

最难过的是思想关。

回到国内,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没有了面包、黄油、牛肉,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、米粥和寡淡的青菜。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,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。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,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。

这些巨大落差,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,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。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,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,思念那里的“亲人”。孩子们恐慌、茫然,本能地抗拒现实,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。

赵绮莲:

“刚开始,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,时常想念苏联。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:“我们要回苏联。”我们这些半懂事、半不懂事的毛孩子,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:我们要回苏联。”

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,政府可谓煞费苦心。

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,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。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,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,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,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。在这里,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,又能够畅快地交谈,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,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。

在政府的关怀下,二三年以后,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。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,走上了工作岗位。

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,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。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,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;

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。他不顾苏方的挽留,毅然回到国内。他为我国原子弹、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,却在“文革”中被迫害致死;

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,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。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,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;

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,投身于“一汽”、“二汽”等工厂的建设,被誉为“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”;

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,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。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;

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。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。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,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;

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。1950年,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。1957年回国后,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;

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,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,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;

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,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,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,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;

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。在他手下,诞生了郑凤荣、倪志钦、郑达真、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

……

共同的人生经历,共同的道德观念,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??“国际儿童院的孩子”。

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。

儿时,他们在一起成长,情同手足;

青年,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;

晚年,他们互相依赖,彼此牵挂。

这种在孩提时结成、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,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,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。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,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,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。

在他们心中,这些儿时的伙伴,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,最理解自己的人。在这种亲情面前,血缘已经失色。

几乎在每一个节日,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,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,品尝从“老家”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。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,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,伴着歌声翩翩起舞。只有在这个时候,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,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,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,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。

如今,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,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。

对于他们来说,中国无疑是“第一故乡”,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,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。(文章摘自《岁月无痕:中国留苏群体纪实》 单刚,王英辉/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)